首页资料图
盗用别人身份信息在跨境电商上购物的行为，反映出平台的技术手段和监管部门的管理手段还未成熟，存在漏洞，使得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这也反映出消费者不断增长的跨境购物需求和当前跨境消费额度限制之间的矛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消费额度，合理释放跨境消费需求，不失为一个值得考量的策略
法治周末记者 罗聪冉
你可知道，当你还在精打细算地海淘国外商品时，有人已在暗处盯上了你的消费额度，“取”之自用？
近日，多位网友反映，其跨境电商消费额度被他人冒用。通过中国电子口岸推出的“跨境电子商务年度个人额度查询”平台发现，这些人名下有多笔交易记录并非自己本人购买，也没有收到过这些商品。根据通关清单显示，这些交易的订购人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其本人，但订购电话却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自2016年4月8日起，我国正式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新政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000元，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0000元。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超出限值，均按照一般贸易方式全额征税。
专家分析，可能是有些消费者自己的跨境消费额度已满额，为了继续享受税收优惠，便冒用别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购物，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扩大额度。
目前，这些网友已成立“通关身份信息盗用维权群”，群人数达到三十多人，为了维权，他们有的向12360海关热线进行投诉，有的向公安部门报案。
那么，在这背后，究竟是谁动用了这些人的跨境电商消费额度？又是缘何“得逞”？
“神秘”订购人
家住广州的宝妈王芸（化名）便是“受害者”之一。王芸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今年8月，其在苏宁海外购平台花费八百多元购买了四桶奶粉，购买后多日未见发货，在与客服咨询后得知，其跨境购买的消费额度已超出20000元的限额，无法完成交易，只能申请退款。
“今年总共就购买过2727.43元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达到20000元？”王芸感到疑惑，于是便搜索“跨境电子商务年度个人额度查询”平台一查究竟，可谓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结果显示，王芸名下有20笔交易记录并非自己所购买，其20000元的额度只剩下660.07元，减去其真实消费过的金额，即有一万六千多元的额度被别人使用了。
根据王芸提供的通关清单，记者看到，每一笔交易记录上都显示了订购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等信息。王芸介绍，这被冒用的20笔交易记录，购买物均为奶粉，上面所显示的订购人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其本人，但电话全是陌生的号码；所显示的电商平台，自己几乎也都没听说过。
以7月11日零点在嘉定海关驻出口加工区办事处申报的这笔交易记录为例，是一个186开头的陌生号码，以王芸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购买了6件可瑞康婴儿羊奶粉，所涉及到的电商企业名为上海洋宝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宝贝”）。
那这“神秘”的订购人到底是谁？记者拨通了这个186开头的号码，显示所属地为南昌，该机主承认，自己确实在这个时间段购买过国外的奶粉，但是通过代购购买的，对记者所言的洋宝贝公司却不知情。
该机主告诉记者，其作为小区用户海外代购的委托人，负责给小区用户购买奶粉，会经常和代购打交道，每单收取部分提成，“我不知道他们用的是谁的名字，在收到货时，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名字，他们说是限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反正我给钱、他们给我发奶粉”。
在记者问其是否会向代购提供身份证信息时，该机主答复：“要提供，但我们嫌麻烦，就他们自己搞定。”当记者想要获取代购的联系方式时，该机主坦言：“这个追问起来很麻烦的，网上信息那么多，身份信息也都可以买到的，用一下也不会怎样吧。”
这位南昌的机主并不知，“用一下”就会使王芸这样的消费者，额度被提前消耗完。记者又分别和其他交易记录上的手机号码取得联系，所得到的答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称自己并未购买过奶粉，并怀疑自己的手机号码是否也被他人利用；一类则像这位南昌机主一样，承认自己买过，但对于用别人身份证信息的事情并不知情，对电商企业公司也不知情。“订购人”不一致的答复，让王芸感到云里雾里。
电商平台“袒露心声”
那么，电商平台能否给出答案？9月30日，法治周末记者联系到上述洋宝贝公司。
洋宝贝相关负责人则称，其平台从事的是跨境电商B2B业务，信息都是由企业客户提供。根据记者提供的王芸被冒用的交易记录，其向记者引荐了向洋宝贝提供消费者信息的一位企业客户。记者联系后得知，这位企业客户是一家在澳洲注册的物流公司。
该物流公司负责人解释，其公司确实向洋宝贝公司提供过消费者信息，但是其所得到的信息是由国外的一些代购提供的，而国外代购所得到的信息，是由国内的一些代购或者保健品店提供；其公司负责打好包裹运到国内，将货物表提交洋宝贝，没有职能对消费者身份信息进行验证，这部分是由跨境电商平台负责和海关对接。
记者了解到，正常的跨境消费，首先是消费者在跨境电商平台下订单，并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信息、邮寄地址、手机号码；然后国外的卖家发货后，经由当地的转运公司，以快递的方式将商品交由具有跨境运输资质的货代公司，再运至国内。之后，电商企业或电商平台申报清单数据，国内的物流公司负责清关接货，把货物发送到消费者手中。
除了洋宝贝之外，通过梳理这20笔交易记录，还有一些交易记录是产生于深圳佳源优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源优品”）、重庆市洋展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展购”）等。
佳源优品平台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作为跨境电商平台，平台上的信息是由入驻企业提供，其只负责把信息推送给海关部门，包括消费者的名字、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邮寄地址等信息，此前并不知有消费者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情况，平台可以识别出身份证的真假，但无法识别出身份证的人是否与购买者是同一人。
洋展购相关负责人也解释称，用户在跨境平台购物时必须提供身份证号，很多情况下，不排除有用户不想用自己的身份证号，或者自己的名下的额度已满，可能就会找别人的身份证号进行使用，这种被冒用的概率还是较大的，因为海关验证查询的是身份有效信息，对于收货地址和电话号码是否是身份证本人，目前没有验证，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除了王芸的经历之外，还有“受害者”向记者反映，其所涉及到的跨境电商平台似乎存在“异常”。群里一位被冒用8单的姚先生称，其8单交易所涉及的电商平台均为一家深圳便宜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其联系该平台时，发现首页已发布公告，称被冒用者可与平台联系。不过，近日该网站一直无法打开。记者联系上该公司相关人士，但截至发稿未作回应。
是否尽到审核义务
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延来分析，跨境电商消费额度被盗用的情况，可能是由于个人跨境消费额度受限，所以有些人采取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扩大额度；另外，也不排除是个别跨境电商从业者，利用用户身份信息和消费额度，批量采购境外商品，然后在国内转卖；而个人信息的不规范使用，甚至存在倒卖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助长了盗用消费额度的行为蔓延。
那么，这些跨境电商平台是否应尽到审核义务？在交易时，应如何审核订购人的信息？记者多次拨打海关总署新闻办电话，未取得联系。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介绍，按照规定，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适用于：所有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能够实现交易、支付、物流电子信息“三单”比对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未通过与海关联网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交易，但快递、邮政企业能够统一提供交易、支付、物流等电子信息，并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进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此外，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26号公告规定，电子商务企业应当对购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订购人）身份信息进行核实，并向海关提供由国家主管部门认证的身份有效信息；无法提供或者无法核实订购人身份信息的，订购人与支付人应当为同一人。
施正文指出，按照监管要求，跨境电商应对订购人身份信息进行核实，应当核实订购人的真实性，确保订购人与支付人为同一人；另外，在“三单”比对要相匹配的要求上，跨境电商平台与监管部门的落实可能还并不到位。
不过，张延来认为，上述规定只是要求提供有效身份信息，但身份信息如何与实际订购人相匹配没有明确要求，所以，平台若获取了身份证信息，应算是履行了义务。
施正文分析，盗用别人身份信息在跨境电商上购物的行为，反映出平台的技术手段和监管部门的管理手段还未成熟，存在漏洞，使得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这种行为实则属于偷税，根据法律，可以让冒用别人额度的消费者进行补税，不过在执法层面上，对一个个冒用额度者进行追究和管理，也较为困难，所以要想有效遏制这种情况，还需电商平台在源头加强审核，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尽快修复管理上存在的漏洞。
专家建议调整消费额度
对于王芸等“受害者”身份信息泄露的渠道，张延来指出，目前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还有待于提高，很多途径都存在身分信息泄露的可能，跨境电商平台、物流公司，甚至一些4S店、保险公司、宾馆等都存在泄露个人信息的可能性；因此应加大对滥用个人信息的惩处和执法力度，规范跨境电商场景下的用户信息审核。
“不过，对于类似的情况，不能单方面地把责任归罪于平台或者消费者，也应当充分考虑到在当前的跨境电商大趋势下，消费者不断增长的跨境购物需求和当前跨境消费额度限制之间的矛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消费额度，合理释放跨境消费需求，不失为一个值得考量的策略。”张延来谈道。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王健看来，跨境电商消费额度被盗用的问题，说明了监管部门针对个人网上零售制定的个人跨境限额做法，在理论上，可以使跨境电商税率向传统进出口货物税率看齐，又保障了大部分消费者的合理需求，但在实践中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实际上，对于有购物需求的人，即便不去盗用，也会借亲朋好友的身份证使用，而监管部门若想杜绝这种现象，可能又会增加更多的监管成本，然后市场上又会出现规避的办法，这样反而会陷入一个怪圈。另外，现在的监管制度一直在对个人物品和货物进行区分，这种做法其实也增加了海关判断的难度，因为政府监管的种类越多、情况越多，实际上对政府监管带来的难度也就越大，市场当中也易滋生出各种套利的行为。”王健分析。
王健谈道：“对比发达国家普遍的监管方式，其做法较为简单，只设定一个免税的货物价值，低于该货值就可以免税，超过就进行征税，海关只需看货物即可，不需要看这背后到底是谁的货。因此，下次在修订政策时，我建议可以尝试将额度限制取消、不再区分个人物品和货物，让监管方式能够更加有效和简便。”
记者了解到，最近跨境电商又迎来新一轮政策利好。9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一年至2018年年底，并加快完善相关制度。
施正文认为，此前，税收政策的不统一，也出现了跨境电商与一般贸易的竞争关系不公平的声音，为平衡二者的关系，“4·8新政”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税收进行了规范，给了跨境电商平台一部分的优惠；但从长远来看，跨境电商规模在日益扩大，税收优惠不可以过多过滥使用，否则，不仅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也会使国家税收流失，还是应逐步推进跨境电商税收政策和国内一般贸易税收政策的并轨。
“不过，改革的力度还要看时机是否成熟，目前，只能通过折中的方法逐步进行调整，政策暂时不会有大的调整，因此就需要在管理上更加精细，防止漏洞出现，经济秩序出现混乱。”施正文补充。